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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2-12 21:41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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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学风造就民国文化奇迹
港生
和朋友喝茶聊天总是件快事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和搞美术的朋友喝茶少不了名人大家，当谈到徐悲鸿先生时，朋友说：徐悲鸿在艺术上的成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。虽然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，但他的贡献的确是没人能比的，是他首先把西方油画引如中国，并且还作有《田横五百士》这样的作品，他的国画《奔马图》也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聊天的思路总是很快的，大家就此拉开了话匣子。谈完了徐悲鸿画又谈到齐白石、傅抱石，谈完了美术又谈到《京华烟云》《围城》，后来还谈到了聂耳、冼星海，还有流传到现在的“小妹妹唱歌郎揍琴”。我们没有对我们的谈话加以总结，但当我去思考的时候，我发现民国时期中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是什么让这些历史名人都诞生在民国呢，带着这个问题我从新走近了历史。
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，一个时期的文化成绩不仅取决于该时期，而是经过之前若干时期的文化沉积而成。谈到民国文化，我们得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,是洋务运动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海外新鲜空气,改变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,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内忧外患,促使懵懂中的国人不断地反思,不断地与西方文化融合,一种自由理念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广大民众传播，正是这种自由理念，把中国从僵化的八股文化中解放出来，自由学风开始在中国大地萌芽成长。
一，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文化
晚清的中国还沉浸在盲目的“天朝上国”的民族自豪感中,社会发展水平和西方国家已出现巨大的反差。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已经建立,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。是两次鸦片战争唤醒了中国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，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,旨在“求强”、“求富”的洋务运动。洋务运动是林则徐、魏源首倡“师夷长技”思想的实施，
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,洋务运动逐渐发展起来,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,由文化到教育,多方面地展开。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,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,用西法操练的军队。创办了近代交通、通讯事业,中国有了轮船、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,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。在经济结构中,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;在阶级构成中出现了资产阶级;更重要的,是社会思想观念在变.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,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。新思想、新观念冲堤而入,并成日见汹涌之势，新型知识分子也由社会各个层面不短崛起，为中国新文化诞生打下了基础。
一,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,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、军事人才、科技人才。据统计,从1862年至1890年,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,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、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、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,以及天津水师学堂、福州船政学堂、天津武备学堂等等。这些学堂都聘有洋人任教习,开设外语,格致(数、理、化等自然科学),以及各类专业课。虽然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还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,但是他们已经初具近代化的知识结构,是第一代新知识分子。
二,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,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。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,走向世界的开始，1872年,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。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,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,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,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,自费到海外求学。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,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,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。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,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,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，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,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。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,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。这里要特别指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的一个人,他就是严复,他翻译了《天演论>《论自由》《法意》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,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、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。这些译作都是西方经过二百多年的文艺复兴后的著作,而文艺复兴正是向封建皇权和神权挑战,提倡自由平等的文化革命.所以为中国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从未有过的震撼的作用。
三,在洋务运动中,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,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郭嵩焘、薛福成、郑观应、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。
这些人虽然还不能算做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，他们虽然倡导思想解放，但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有浓重的封建意识，但就当时而言，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文化向前迈了一大步，为日后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二，戊戌变法-新旧文化的第一碰撞
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，给新诞生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更多的反思：洋务运动是否能给积弱的中国带来“求强”、“求富”。洋务运动间接地带来了学术上自由交流，清政府对各种报刊书籍以及结社相对宽松。1895年8月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《中外纪闻》宣传变法；组织强学会。1896年8月，《时务报》在上海创刊，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。1897年冬，严复在天津主编《国闻报》。
1898年2月，谭嗣同、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，创办了《湘报》。到1897年底，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，新式学堂17所，出版报刊19种。到1898年，学会、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。戊戌变法的作用不仅仅是它本身，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种自由思想的浪潮。在东京就有梁启超的和孙文先生的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.1907年李石曾巴黎小组倡导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，刘师培和何震东京小组〈天义〉则开始提倡男女平等.，刘师复组建了"心社"， 江亢虎组建了"中国社会党"， 陈独秀的在1915年创刊,李大钊和陈独秀在1918年创办《每周评论》， 上海三家主要报纸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时报》。在文学上，从戊戌变法后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。清末诞生了鸳鸯蝴蝶派徐枕亚小说《玉梨魂》 1904-1907年写成的刘鹗《老残游记》 吴沃尧的小说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 李宝家《官场现行记》以上这些小说开始表现对社会的不满和绝望，虽然他们没有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，但让人们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。 因此晚清时期,无论在主观和客观上,自由学风已在中国大地蔓延。
戊戌变法不仅是要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,同时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。康有为、谭嗣同、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，批判旧伦理，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，倡导博爱、平等、自由、人权。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，相反，更加深入人心。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“五四”运动，政治运动、社会思潮一浪高一浪，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，但就其追求民主、科学、自由的目标而言，并无本质的差异。 戊戌变法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，即进化论形态的世界观。由严复引入，经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引申、发挥的进化论成为支配几代人的思维方式。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，才有了“五四”时期的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。
三,五四运动-新文化运动的高潮
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，一种政治体制虽然结束了，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没有在一夜间结束，旧军阀和旧官僚时刻梦想恢复王朝帝制，他们利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，借孔子的儒家学说，为自己复辟封建王朝寻找法理上的依据。自由之火一旦在人们心中燃起就很难熄灭。辛亥后从袁世凯、张勋称帝，到后来各军阀执掌总统大权实是行集权之专制,在全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专制思想和自由科学观念的激烈冲突,1919年巴黎和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,把这场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-五四运动.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文学上的革命，而且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．他们掀起了对＂孔家店＂的大胆批判，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，志在思想战线上反对专制复辟、推进民主革命．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，和他一再力倡“尊孔、复古、读经”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，陈独秀则在“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”等文章中，严正标明了“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，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”的思想立场，竖起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大旗。 李大钊乃大声疾呼“君与民不两立，自由与专制不并存。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，专制活而自由亡”。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“国粹派”们，指出“我们要保存国粹，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”。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伪革新派们，批判了他们“既说是应该革新、却又主张复古”的两重思想。新文化运动取得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， 实现了文学革命成功，同时，自由科学的治学作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确立。
1917年，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他“循思想自由原则、取兼容并包之义”，为中国在教育界明确了自由学风。由于辛亥革命被封建复辟所盗用，迷茫中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探讨救国思想的浪潮。当时在中国传播的有资本主义、功利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,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，到国民党执政国府时期，又有人提出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。足见政府对学术交流的宽松。1927年北伐成功，次年国民党组建的国民政府。国民党的治国理念承延了孙中山先生的“三民主义”，而孙中山先生精神内核不仅仅来自渊源的中国文化，还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，自由学风得以在民国延续。
四，自由学风的确立
1928年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，自由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熟期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步，这里先不一一列举。
自由学风首先表现在校园里。抗战之前，全国就爆发过多次的学生运动，学生罢课、请援活动不断。抗战爆发后，教育界曾经面临“取向认同”的危机，一部分人认为，国难当头，应该打破平时教育的体制与内容，建议实施战时教育政策，以配合战时的需要。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，教育乃百年大计，不应受战争的影响，建议维持平时教育，两方争论不休。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，蒋介石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：战时应当平时看，平时应当战时看，我们很多人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，所以现在也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。从那时确立了战时建国教育的方针，给校园留下了一方学术自由空间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华人中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正道，当时他们就在西南联大就读。
同时自由学风在社会思想界得以体现。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，政府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，国民均享有国民党“一大”宣言所指称的各项民权，尤其享有新闻、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等各方面的相当自由。至1937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，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，公、私营电台七十八家，公、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。著名的通讯社如《国闻通讯社》、《申时通讯社》；著名的报纸如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国闻日报》；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。正因为国民党虽“独尊三民”又“兼容百家”，坚持予新闻、出版、思想、学术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，当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不例外，因而于国民党训政时期，即1928至1937年的十年间，中国的思想、文化和学术界才会呈现一派真正的“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”的局面，并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。这种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有较大的延续和发展，直到到195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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